挂断电话，林安对还在汇报的信访办主任摆了摆手：“情况有变，今天的会先到这里。
你立刻把涉及鞍钢、本钢、沈阳重型厂等重点企业职工上访的材料。
特别是其中反映领导干部以权谋私、侵吞国有资产、在改革中煽动闹事等线索的材料。
全部整理出来，送到我办公室。要快！”
信访办主任意识到事态严重，连忙答应着出去了。
此刻，办公室里只剩下他一人，周明刚才已经被他暂时支开。
林安缓缓放下话筒，坐回宽大的椅子，身体微微后仰，闭上了眼睛。
林安不是这个时代土生土长的人，他的灵魂深处，烙印着后世对这段历史的深刻认知。
八十年代的国企改革，风起云涌，却也泥沙俱下。多少曾经辉煌的“共和国长子”，在转型的阵痛中，不仅承受着市场冲击和技术落后的压力，更饱受内部“蛀虫”的侵蚀。
“穷庙富方丈”、“国有资产流失”、“管理层收购（MBO）的野蛮生长”……这些在后世被反复剖析、令人痛心疾首的现象。
其源头，不正是在这个看似充满希望却也混乱摸索的八十年代中后期吗？
一些企业的领导，利用改革初期制度的漏洞、监管的缺失、产权的模糊，上下其手，化公为私。
他们或是将优质资产剥离到“三产”、“集体”企业，实则由自己或亲属掌控；
或是利用价格双轨制，低买高卖，牟取暴利；或是在合资、承包、转让过程中，与外部势力勾结，大肆侵吞国有资产。
而当真正的、触及他们利益的改革到来时，他们便成了最顽固的阻力，最阴险的破坏者。
煽动工人闹事，制造群体事件，将水搅浑，正是他们惯用的伎俩——
既能给上级施加压力，迫使改革放缓或转向，又能转移视线，掩盖自己过往的贪渎，甚至还能在新的利益格局中继续占据有利位置。
高广谦汇报的情况，像一把钥匙，瞬间打开了他记忆深处那扇沉重的门。
鞍钢、本钢、沈重……这些响当当的名字背后，恐怕远不止是设备老化、负担沉重那么简单。
那些盘踞在企业肌体深处的蛀虫，正张着贪婪的口器，一边吮吸着国家和工人血肉，一边试图将任何可能威胁他们“好日子”的改革扼杀在摇篮里！
“啪！”林安的拳头重重砸在厚重的实木办公桌上，发出沉闷的响声。
怒火在他胸中升腾，但更多的是冰凉的、沉甸甸的责任感和决断力。
林安知道，自己面对的不只是观念冲突、利益调整的经济改革难题，更是一场尖锐的、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和反腐败斗争。
这些蛀虫，不仅蚕食国有资产，更在腐蚀改革根基，离间党群关系，是社会稳定的毒瘤，是阻碍辽宁振兴的最大内鬼！
放任他们，改革必然夭折，辽宁永无宁日。但动他们，谈何容易？这些人往往盘根错节，关系网深厚，甚至在上级部门也可能有“保护伞”。
调查取证困难，稍有不慎，打草惊蛇，他们可能销毁证据，串联反扑，甚至制造更大的事端，将矛盾彻底激化，让局面不可收拾。
而且，在国企改革这个敏感时期，大规模查处企业领导，会不会引发外界对改革政策的误解？
会不会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？会不会让本就观望的干部队伍人人自危？
利弊得失，瞬间在林安脑中飞速权衡。但仅仅几秒钟后，他的眼神就重新变得锐利而坚定。
没有退路！不铲除这些蛀虫，不清除改革路上的最大障碍，之前所有的布局、所有的努力都可能付诸东流。
职工不会答应，群众不会信任，党和政府会失去威信，辽宁的振兴也将成为泡影。
这已经不是策略选择问题，而是原则问题，是立场问题！
林安深吸一口气，拿起桌上的红色保密电话，但犹豫了一下，又放下了。
这件事，太大，太敏感，虽然他是省长。
但涉及对鞍钢、本钢这样直属中央部委管理（或省部共管）的特大型企业领导层的调查，尤其是可能涉及违纪违法问题的调查，必须得到省委，特别是省委书记郭峰的明确支持和授权。
没有郭峰的坚定支持，仅靠省政府，很难调动必要的纪律检查和司法力量，也很难应对可能来自各方的压力和干扰。
林安看了看表，已是晚上十点多。
郭峰书记年事已高，这个时间恐怕已经休息。
但此事刻不容缓，多拖延一刻，那些蛀虫就可能多销毁一份证据，多进行一轮串供，多煽动一批不明真相的群众。
“小周！”林安按下内部通话键。
周明很快推门进来：“省长？”
“备车，去郭书记家。现在。”林安的语气不容置疑，他已经站起身，拿起了外套。
“现在？这么晚了……”周明看到林安脸上从未有过的凝重和冷峻，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，“是，我马上安排。”
秋雨未停，夜色如墨。黑色的轿车无声地驶出省政府大院，车轮碾过湿漉漉的街道，溅起细碎的水花。
林安靠在座椅上，闭目养神，但大脑却在高速运转。
他需要整理思路，用最清晰、最有说服力的方式，向郭峰书记汇报，不仅要讲明情况的严重性和紧迫性，还要提出周密稳妥的处置方案，争取郭峰书记的全力支持。
王根生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后座沉默不语的省长，感受到一种山雨欲来的紧张气氛，将车开得越发平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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